12月6日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务院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·克林顿（中）、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金星焕（右）和日本外务大臣前原诚司在举行三边会晤后共同会见记者。新华社记者张军摄
朝鲜炮击延坪岛后，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急速恶化。美国先是派“乔治·华盛顿”号航空母舰进入黄海，率美韩海空军搞联合演习。随后，美国又与日本在冲绳东部搞联合军演，称“史上规模最大”。对于美韩军演，美国尚可宣称是旨在“震慑朝鲜”，而美日军演的矛头，则显然是指向中国。鉴于地区安全局势恶化，中国提出应召开“六方会谈”团长紧急会议，进行“六方”对话，但美日韩三国未正面回应，却自行在华盛顿进行磋商。三国外长还发联合声明，要朝鲜“别再挑衅”。这三国的军事和外交关系更形密切，隐然形成了一个“三角同盟”。这一局面的出现，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结构是一大冲击。
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原本就盘根错节，极为复杂。相关各方之间本身就存在战略牵制和军事竞争的性质。美国在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存在，也使美国在这一地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一直以来，各方间既竞争又合作，由合作产生出的共同利益，制约了竞争关系的恶化。但由于该地区安全结构本身的不稳定性，一旦出现事变，就极易导致裂缝扩大，冲突加剧，并进一步对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。
对于东北亚地区近来紧张的局势，各方有不同解释。韩国称，朝鲜先前击沉“天安”舰，又炮击延坪岛，“核计划”也有新进展，使其深感受到威胁，要求与美加强军事合作。日本称，中国海军日益强大，对其构成威胁，需要美国提供“更成熟的条件”。而美国方面，国务卿希拉里今年10月访问亚太前发表讲话，称美国将对亚太战略做出大调整，强势返回亚洲，担当亚洲的领导。一般认为，美国的新战略，将无可避免地加剧与中国的竞争。美国与韩、日搞联合军演，均有抑压中国之意图。
美国学界对美国重返亚洲，强化美日韩军事同盟的战略也有新看法。近一个时期，美国多位经济学家，包括国家经济分析局局长马丁·费尔德斯坦，都提到了“军事凯恩斯主义”（Military Keynesianism）这个词。有人认为“军事凯恩斯主义”是无稽之谈，也有人认为美国已经走上了“军事凯恩斯主义”之路。
英国经济学家约翰·梅纳德·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的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中提出，经济周期无可避免，政府有责任进行干预。在经济萧条时期，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创造就业机会，把钱塞给消费者，以增加消费支出，防止经济持续萎缩和可能随之出现的社会动荡。在经济繁荣时期，政府应削减支出，重建国库。在宏观经济学领域，这一思想是带有革命性的，后人将政府用干预手段对抗经济周期的做法，称为“凯恩斯主义”。而“军事凯恩斯主义”，则是由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(1899～1970年)于1943年提出的。
12月3日，日本和美国开始为期8天、迄今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。 图为日美官兵在驻日美国海军佐世保基地举行基地警备训练开幕式。新华社/共同社
卡莱茨基是最早研究经济周期和商业循环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。二战期间，卡莱茨基流亡英国，先后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任教。卡莱茨基当时用“军事凯恩斯主义”这个新词，来解释纳粹德国在克服“大萧条”和实现“充分就业”方面所取得的成功。他认为，希特勒重新武装德国，目的是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，而不是出于什么经济原因。但是，希特勒的政策是由政府支持武器生产，因而得到了德国工业家们的认可和支持。卡莱茨基认为，从理论上说，政府在军火生产方面的支出加强了制造业，增加了工人收入，对普通消费者支出也产生了“倍增效应”，这些都符合“凯恩斯主义”的基本原则。与此同时，常备军的扩大，使得军队成为“最后的雇主”，可吸收大量缺乏生产技能的年轻人，从而解决了就业问题。此外，政府和企业为研发新的武器系统，必须增加科研经费，建设新的基础设施，并产生新的技术。
多年来，“军事凯恩斯主义”这个词已很少有人使用，几乎被彻底遗忘，但近来这个词又复活了。有经济学家指出，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，一直依赖“军事凯恩斯主义”，即通过政府对军队和武器的支出，来促进经济增长。美国所发明的许多新技术，如喷气式发动机、核能、芯片及互联网等，最初也的确都是军事项目，可说是“军事凯恩斯主义”的正面成果。但“军事凯恩斯主义”所促成的经济繁荣，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，因为美国生产了大量对社会无用的产品，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。“军事凯恩斯主义”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胁，它使美国在海外没完没了地进行战争。然而，美国目前的政治体系，已经无力扭转这种局面。美国军事工业过于强大，以至于无论在任何时期，总能得到政治家们的足够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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